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第四届理事会工作报告
一九九四年八月二十二日
各位代表，各位来宾： 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第四届理事会自1990年3月成立至今的4年半时间内，在全体理事和会员的共同努力下，积积开展学术活动，为提高科学技术史研究的水平、促进科学技术史研究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增进海内外同行的合作与友谊，作了大量的工作。现将主要工作、存在的问题及若干设想汇报如下。 1990年以来，中国科技史的研究在科技史工作者的坚韧努力下，取得了巨大进展，在学术研究、组织建设与成果出版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绩。科技史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均得到拓展，一批重大的研究项目正在顺利开展，一批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研究成果业已问世，一批科技史硕士生、博士生和其他青年学者正在茁壮成长。据不完全统计，在有关高等学校和研究单位中建立了20余个不同类型的科技史研究机构，它们与原有的科技史研究机构一起，构成了分布于全国10多个城市的研究组织网络。全国每年有20余种科技史著作出版、发表论文约300篇，已有百余种地方科技史志先后出版。与国际科技史界、科技史同行的联系与交流日趋频繁与密切。学会正是在这种良好的发展、进取的氛围中开展工作的。 一、积极组织开展学术活动 这是学会所坚持的中心工作，为此，立足国内，走向世界，开展了一系列活动，为促进科技史的发展与人才的成长积极工作。 积极组织参加1990年8月在英国剑桥召开的第6届国际中国科技史会议，与1993年8月在日本关西召开的第7届国际东亚科学、技术与医学史会议。两会均有30余名中国学者参加，是为东道国以外的最大代表团。在会上，中国学者多提交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展示我国科技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并与各国同行及相关组织建立了广泛的联系。 积极参与东亚科学、技术与医学史学会的组建工作。已有50余名中国学者加入该学会，约占全体会员（273人）的1／5。柯俊和陈美东先后当选为该学会副主席。1993年8月至10月，先后组织参加在香港、西班牙的萨拉戈萨和韩国汉城举行的三次国际学术会议。其中在西班牙召开的第19届国际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学术大会上，我国连续第三次被选为理事国，陈美东当选为新一届理事会理事。1993年9月，席泽宗当选为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院士，刘钝与 台湾的洪万生当选为通讯院士。这些都反映了我国科技史界在国际上的地位与影响力的增强。 在四年半中，学会在国内主办或协办国际科技史会议9次，其中综合性会议8次。1990年9月，学会和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在北京联合召开的国际中国科技史会议上，台湾科技史同仁首次组团参会，会上授予何丙郁（澳大利亚）、程贞一（美国）、徐美龄（美国）和佐藤健一（日本）为我会荣誉会员称号；1992年8月学会与浙江大学、杭州市科协在杭州联合主办的国际中国科技史会议上，韩国科技史同行首次组团参会，从而拓宽了与海外科技史界的交往。专题会议6次，它们分别是农业考古、冶金考古、少数民族科技史（二次）、纪念李俨、钱宝琮诞辰100周年以及纪念程大位、戴震、梅文鼎、汪莱的国际会议。这些会议在学术交流、扩大影响、增进友谊等方面均初获成功，显示了我国科技史界组织国际会议的一定能力，同时也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学会还主办了33次国内科技史学术会议，参加会议者近2000人次，交流论文约1500篇，这些会议多以学科史的深入研讨为主题，对于推进各学科史研究的深化起了积极作用。对于科学思想史、科学史理论、科学技术与社会、科学史研究与教学、科学与哲学等课题，也组织了专门的会议加以探讨，推动了科技史综合研究的进展。关于地方科技史志、少数民族科技史、近代技术史以及世界科技史的某些专题也受到高度重视，其中地方科技史志和少数民族科技史的交流与研究取得较为突出的成绩。学会组织的两次青年科技史工作者学术讨论会，为青年学者的成长助一臂之力。 对于学术交流活动的组织，我们本着节约经费，节省人力、物力，讲求质量，提高效益的原则进行。同时多方争取有关地方或部门的合作与支持。大多数会议规模不大，议题集中明确，注意选择科技史研究的关健点、薄弱点或难点组织讨论，提倡百家争鸣，与会者各抒己见，取长补短，以求解决某些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扎扎实实地推进科技史研究在学术层面和组织层面的发展。在4年半中，国内科技史交流活动保持了以往水平，在国际学术交流方面则有较大长进，反映了中国科技史走向世界新的态势。 二、充实组织建设和保持刊物编辑出版的高水准 学会现有会员约1100人，保持了稳中见长的势头，不断有新生的力量加入，是一支有活力的队伍。学会充实加强了各专业委员会与各分会既相互协调、又独立开展活动的机制与职 能。常务理事会通过充分讨论与民主协商确定学会的大事，再经由各专业委员会与各分会具 体落实实施，较充分调动了各专业委员会与各分会的主观能动性。依据科技史发展的需要与 客观现状，学会新增山西省和福建省科技史学会、少数民族科技史、航空史、机械史、古代天文计时器史、墨经研究会、烟草文化和养生科技文化专业委员会等分支机构，更扩充了科技史研究的领域，为更深入的研究提供了组织上的保证。1989年初学会与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联合组建的科学史名词审定委员会，在这一期间也积极工作，现在各学科都有了初稿，正在做进一步审定。 自1990年至今，学会与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联合主办的《自然科学史研究》与。《中国科技史料》两种学术刊物，继续发挥了展示我国科技史研究最新成果的窗口作用。《自然科学史研究》计发表论文200篇，304万字，《中国科技史料》计发表论文233篇、信息66篇，288万字。两刊坚持高标准，要求有新见解、新发现，发表了一批优秀的学术论文，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好评。1992年，《自然科学史研究》，荣获中国科学院优秀科技期刊三等奖、北京市优秀科技期刊四通奖，《中国科技史料》，荣获全国首届优秀科技期刊三等奖，中国科协优秀科技期刊二等奖和北京市优秀科技期刊四通奖，得到了社会的肯定与表彰。 1992年春，学会主持了对1982年至1991年十年间在《自然科学史研究》及发表的论文的审评活动。评委会由学会常务理事和各专业委员舍主任委员及有关专家组成，经过民主评议。评选出52名优秀论文作者，优秀论文涵盖科技史的广泛领域，作者包括老中青学者。这项工作旨在推动多出成果，出好成果，多出人才，出好人才，并是对科技史研究工作的一次检阅。 三、学会改革的探索 面对市场经济的形势，社会对科技史的需求，学会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学会进行改革是势所必然。虽然，由于科技史这一学科自身的特点，改革存在较大的难度，但我们还是进行了一些探索。 积极拓展与出版单位的合作，组织共同感兴趣、有意义的项目的实施，同时满足社会和研究自身的需求。如卢嘉锡理事长为总主编的《自然科学发展大事记》（8卷本）的编写出版，就是学会有关学者与辽宁教育出版社密切合作的产物。又如，《中国科技典籍通汇》的编撰工作，则是与河南教育出版社密切合作的产物。 与地方密切配合，将科技史交流活动与地方发展的需求相结合，获得多方面的宝贵支持。有一些学术交流会议正是取这种模式而得到成功的。1992年8月在杭州召开的国际中国科技史会议，1993年10月在南阳召开的金属史与物理学史会议，便是典型的事例。 积极争取海内外关心中国科技史事业的个人与单位的资助，也是一条可行的通路。如1992年8月在北京召开的纪念李俨、钱宝琮诞辰100周年国际会议，便得到了台湾孙文先先生与国际数学史学会等的宝贵资助。 依据有关学科的特点与优势，面向企业，把研究与为企业服务相结合。酒文化研究会与中国古代天文计时器史研究会在这方面均作了有益的尝试，取得了初步的成绩。或者发挥学会多学科的综合优势，选择适当的社会需求急迫的课题作为切人口，面向社会与市场，争取较多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已在着手筹建的烟草文化和养生科技文化专业委员会，正在朝这个方向努力。 学会也曾多次尝试与有关单位联合创办咨询公司或经济科技实体，但未获成功。 四、存在的几个问题和若干设想 在当前改革开放的总形势下，学会改革的力度尚嫌不足，努力探索和大胆尝试学会改革的具体路径，以增强科技史研究的发展能力，乃是今后的重要任务。活动经费不足一直是困扰学会生存与发展的重大问题，这使得学术活动的更好开展受到很大制约，一些有意义的活动难以进行，所以面向社会、广辟财源，造成科技史为社会服务，社会支持科技史发展的良性循环，乃是急待解决的问题。 学会如何充分发挥理事的作用，学报如何充分发挥编委的作用，是本届理事会未能妥善解决的问题。要改变理事（或编委）的荣誉性成为务实型，以共策共力把学会（或学报）办得更好，务必采取一些切实可行的措施，这是需要认真加以讨论的。 本届理事会在密切与会员的联系，及时交流信息，为会员提供必要的服务方面，也存在缺欠，必须制订具体的措施，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科技史的普及工作，以及科技史研究中对技术史、近现代科技史、中外科技比较和综合研究等都亟待加强，应该增加支持的力度，力求取得较大进展。 加强与国际科技史以及海峡两岸科技史同行的联系与合作，依然是学会今后的重要工作。第8届国际东亚科学、技术与医学史会议，已基本定于1996年在韩国举行。为不使国际中国科学史会议中断，关于第7届国际中国科学史会议的筹办和协调工作应尽快着手进行。关于申办2001年第21届国际科学史大会事宜，经柯俊先生的努力业已得到一些国际同行的良好响应，学会常务理事会也就此作了认真的讨论，认为为提高我国科技史界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力，以及我国科技史自身发展的需要，应积极争取申办成功，并从现在开始作一系列筹备工作。关于与台湾科技史同行的合作，有在近年内两岸联合主办科技交会议的设想。这些工作均留待新一届理事会研究与开展。 应该说，科技史事业正面对充满机遇、充满希望的未来，此时，我们不会忘记先辈们的开拓之功。在这4年半中，科技史界的前辈和著名学者袁翰青、王振铎、陈遵妫、梁家勉、李继闵、谭其骧、方心芳、柳大纲、张孟闻、吴德铎以及鲁桂珍女士和王铃先生等不幸辞世，他们对科技史事业的巨大贡献和道德风范，将永远激励我们攀登科技史研究的新高峰。 让我们团结奋进，祝各位身体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