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届理事会系1986年11月经民主程序，由广大会员的代表通过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三年的任期恰好是20世纪80年代的最后三年。这三年是全党全国人民贯彻执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改革、开放"、"治理整顿、深化改革"方针路线的关键时期。面临国际、国内错综复杂的形势，我们学会在中国科协的直接领导下，在挂靠单位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党委和领导的配合下，在广大科技史工作者的支持下，本着学会是中国科协的组成部分，是科技史工作者群众团体的精神，坚定地执行了学会的宗旨："团结广大科技史工作者，促进科技史工作的繁荣和发展，促进科技人材的成长和提高，普及科学技术史的知识"。三年来，我们以教学和科研的大量成果，直接或间接地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成绩是喜人的，简述如下：
（一）积极开展国内的科技史学术交流
学会的首要任务是组织学术交流。不断提高学术活动的质量和水平，以促进学科的发展，更好地为四化建设服务，这一直是学会常务理事会和各专业委员会及地方分会、团体分会的中心工作。每次活动从题目选定到论文的评选，从会址的选定到会议经费的筹集，从代表的组织到最后论文集的编集，都花费了大量精力。据初步统计，在这三年内，学会共组织召开了29项学术研讨会或其他类型的大型学术活动，参加学术会议的多达2190人次以上，征集论文或科研成果约1810篇（或件）。
在学会活动经费每年仅有2.4万元的条件下，我们要求学术活动必须作到少而精，而组织形式又要多样化，以提高学术活动的质量和效益。为了有利于学科的发展和人材的培养，我们要求在学术讨论中，应贯彻百家争鸣，自由讨论，相互磋商，共同提高的方针，发掘新资料．提出新观点，研究新理论，从而使学术讨论不流于形式，能够真正地深入进去，取得较好的效果。在确定学术活动的中心内容即选题上，学会反复强调选题应是科技史研究的重点、难点或薄弱环节，力求学术活动能取得较大突破，对学科发展产生较大推进作用。三年来学会在组织学术活动方面就是贯彻这一精神，下面列举一些学术活动的情况作一补充汇报。
对中国科学思想史的研究，除了英国李约瑟所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有专门的讨论外，国内尚缺这方面的专著。这就是说在这极为重要的研究领域，过去我们的研究是很不够的。针对这一状况，
1983年学会和有关单位联合组织了首届中国科学思想史研讨会，会议就中国科学思想史研究的一些基本问题，如目的、方法、对象、意义以及它与科学史、哲学史的关系，在开了热烈讨论，提出了一些发人深省的问题，推动这一课题的研究发展。
为了深刻地认识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在世界文明史中的地位和作用，我会与厦门大学等单位联合召集了中西科学思想研讨会，集中讨论了科学思想的定义，中西科学思想对比的区域，时限以及方法。这对于认识科学思想的交流，传播以及它对各国科学技术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意义。与此目的相一致，我会还与太平洋学会等联合召开了"太平洋地区科学文化发展学术座谈会"。
开展20世纪中国科技史的研究，过去是个薄弱环节，现在开展这项研究是十分迫切，带有战略意义，它直接关系到当代科技政策和道路的评价。关系到科技发展战略的制定。为此学会在1987年组织了20世纪中国科技史讨论会，会上对本世纪我国自然科学各学科的发展科技政策的演变，科学与社会以及知识分子政策等内容进行了广泛而又认真的探讨。
全国地方科技志研究会于1987年成立，并作为团体会员加入我会是中国科技史研究事业上的大事。由中国科技史学会地方科技志研究会主持召开的一年一次的地方科技志研讨会，在国家科委和有关省市的支持下，每次都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参加地方科技志编纂的许多同志都是长期工作在科技组织的领导管理以及科技情报岗位上的老同志，他们以丰富的经验带领了近万人的队伍，积极、认真地编写各省市地县以及各行业的科技志，到目前为止，除台港、西藏两地外，各省市的科技志正在编写中，其中山西、辽宁、河北、山东、湖南、四川、贵州等省的科技志已经或即将完成。编写地方科技志是近现代科技史研究的基础性工作，对于总结我国科技工作，制订科技发展战略，促进科技为经济建设服务都有着重要意义。
科学研究必须面向社会，必须为社会主义四化建设服务。学会在组织学会活动中十分注意把握这一方向。在国家科委和国家文物局的支持下，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等单位的配合下，1987年召开了祖国传统工艺保护开发的工作会议。与会的专家从不同角度阐述了保护和开发祖国传统工艺的重要性、紧迫性和实施方案的可能性。会议上还制定了计划，组织了队伍，并干88年前在贵州进行调研，以贵州作为典型对传统工艺的保护开发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这项学术活动与编写地方科技志一样都是具有战略性的研究课题。
促进科技史教育的发展，是学科发展的重要方面，三年中学会多次召开了高校科学史教育工作会议，高校物理学史教学研讨会，科学史专题讲座，讲习班。这些活动得到教委等有关部门的支持，集中讨论了科技史的社会功能和它在教育中的地位。大家认为在高等院校开设科技通史及有关专史的课程十分必要，这对于优化学生的知识结构，培养学生的思维和创造能力以及熏陶良好的科学道德都有着积极意义。
三年中，学会与有关学会和单位联合组织召开了"纪念牛顿《自然哲学数学原理》出版300周年"、"纪念拉瓦锡《化学纲要》出版200周年"、"纪念实验物理学重大事件"、"纪念宋应星诞辰400周年"、"纪念李时珍诞辰470周年"、"纪念清初科学家梅文鼎"，"纪念苏颂创制水运仪900周年"、"纪念吴其浚诞辰200周年"、"纪念张衡逝世1850周年"等国内，国际学术会议。缅怀科学家的伟大业绩，学习科学家的科学思想和治学精神以及高尚品质，不仅是科技史研究和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一课。
为了椎动科技史研究的深入发展，学会也组织了一些专题学术讨论会。例如和中国科技大学共同组织的两次《墨经》学术研讨会，对《墨经》中的物理学、数学、逻辑学等知识进行科学的探讨，1989年和敦煌学会共同组织了敦煌学中的科技史讨论会，研究了敦煌文献中有关科技史的内容，推动了科技史和中外科技交流史的研究。
总之，这三年学会组织的学术活动相对来说不算多，但是效益是明显的，对学科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积极地参加国际学术交流
三年内参加的国际学术活动主要有：
1、
1988年8月在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举行了第五届国际中国科技史学术会议。我会柯俊理事长、席泽宗副理事长参加了大会的国际顾问委员会；常务理事李佩珊参加了组织委员会，参加会议代表共有197人，提交论文或摘要182篇，代表来自美、英、法、西德、日本、新加坡、南朝鲜、比利时、瑞典、澳大利亚、马来西亚、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等14个国家和地区，大会开幕式由加州大学程贞一教授主持。报告的论文有："中国法医学史"，"中国传统医学语言的翻译"，"中国的算命方法-一子平推命术"，"冶金技术与中国文化"等四篇。在分组会上宣读的论文有数学史24篇，天文学史20篇，物理学史26篇，化学史8篇，生物学和农学史9篇，地学史16篇，金属学史7篇，科学哲学14篇，近现代科技史13篇，中外科技交流史8篇，科技人物传记8篇，少数民族科技史3篇。其中有5篇论文以扎实的史料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东北实施细菌战的罪行，引起了与会者的重视和声讨。与会者半数以上的是中国人，其中来自大陆有的学者40人，绝大多数是我学会会员，会议期间中外学者进行了广泛的接触，海峡两岸的学者欢聚一堂。
2、我会派代表参加了1989年8月在联邦德国举行的第18届国际科学史大会，有48个国家近千名代表参加了大会。大会讨论的主题是："科学与社会政治制度"，收到的论文摘要近8000篇，较集中讨论的问题是（1）德国在19世纪到二次世界大战前以及希特勒统治时期科学技术发展的情况及对世界的影响。（2）美国从殖民地时期到发达国家的历史阶段中，科学技术发展的过程。（3）科学技术与斯大林主义。（4）科学与政策。柯俊理事长虽然未能到会，仍被选为理事，反映了国际科学史界对中国科技史事业的关注。出席会议的台湾代表要求加入国际哲学科学史联合会，表示他们的申请是为了增加学术交流，无意搞政治活动，经理事会讨论通过接纳为正式会员。当前理会事的6名成员国为日本、美国、墨西哥、中国、印度和苏联。
3、1987年10月13目一16日，在莫斯科苏联科学院力学问题研究所举行了纪念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出版三百周年的国际学术讨论会，有二百多名学者参加。我会副理事长席泽宗等同志出席了会议。讨论分"综合研究"、"数学"、"物理学"、"牛顿和世界科学"、"牛顿和近代科学"等专题，对牛顿的科学贡献和对世界科学发展的巨大影响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4、1987年10月31日至11月5日，在日本国立京都国际会馆召开了"中国科学史国际会议"。这次会议是介乎第四届与第五届中国科学史国际会议之间，既是学术问题研讨会，又有祝贺日本著名科学史家薮内清教授八十寿辰的性质，会议由京都大学主办，我会理事潘吉星（正在日本工作）为主席团成员，我会副理事长陈美东、常务理事杜石然等同志出席了讨论会。会议围绕中国古代数理科学史和生命科学史两大主题展开讨论。薮内清致开幕词，指出日本曾受过中国文化的无限恩惠和影响。对中国科学史的研究乃是日本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近百年来在中日关系上发生的事件的原因之一，是某些日本人对中国及其文化的错误理解，因此，对日本学者来说，加强中国科学史的研究，仍是当务之急。薮内清教授认为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成立是一划时代的事件，他对中国老一辈科学史家李俨先生表示特别的钦佩，对于在中国最近又涌现出一批优秀的科学史家表示由衷的高兴。他认为中国科学史研究已不再是中国和日本学者的事了，在李约瑟博士的影响下，这一事业已成为世界公认的科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
5、 198 7年12月
16日一19日在香港大学中文系举办了"儒学与中国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有来自海峡两岸、香港地区以及新加坡、澳大利亚、日本、美国的学者约120多人参加。会议由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赵令扬教授主持，讨论的范围有：1、儒学与中国文学；
2、儒学与中国史学；3、儒学与中国思想；4、儒学与现代中国；5、西方儒学研究等内容。我会理事长柯俊等同志参加了研讨会，提供科技史论文若干篇，对儒学对中国科技发展的影响等问题作了广泛的交流。
（三）办好学会的刊物
编辑出版刊物是学会工作的另一重要方面。现在我们学会已有两个刊物。创刊于1982年的《自然科学史研究》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和学会合办的刊物，此刊是我国目
前有关科学史研究方面的唯一的学报，所登的文章大都是具有一定的学术水平，反映了我
国科技史研究的最新成果。此刊对促进国内外学术交流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在国内外学
术界中享有一定的声誉。1988年，我们学会又从中国科协接办了《中国科技史料》一刊，为中国科技史研究增添了一块新的园地。此刊也是国内外唯一系统汇集中国科学技术史料
的大型学术资料性期刊，重点在于抢救我国近现代的科技史料，通过对史料的搜集和整
理，展示我国科技发展的历史，介绍科技工作者特别是老一辈科学家的洽学育才之道，弘扬历史功绩，启迪激励后人。此刊现在也引起科技界和科技史界的重视和好评。下面扼要地汇报一下两个刊物在1989年的基本情况。
1989年编辑出版《自然科学史研究》四期（第8卷1－4期），发表论文46篇，简讯1篇，共56万字。《中国科技史料》四期（第10卷1-4期），发表论文57篇，科技简讯15篇，共62万字。两刊总计，发表文章119篇，118万字。
全年收到稿件约200篇，加上存稿、约稿和几次学术会议的论文用稿率约占25％左
右。由于加强了审稿环节，注意发挥编委作用，因此，在选题内容，编辑质量等方面均有所提高，得到了科学史界的好评。两刊每期发行量均在三千册左右。
（四）加强组织建设，作好宣传普及
在学会组织建设工作方面，一是加强理事会，特别是常务理事会的组织建设，发挥其宏观管理的作用，坚持每年年初召开一次常务理事会，讨论上年的工作总结和当年的工作
要点；有重大事件时，则临时召开在京的常务理事会商讨。二是加强专业委员会的作用，在各项工作中专业委员会都成了学会与会员联系的纽带和得力的基层组织。三是为了进一
步了解会员的情况，1987进行了会员重新登记普查工作，三年内，各省、市、自治区又成立了一批科学技术史学会，广西壮族自治区、河南省继上海市、陕西省和安徽省之后也相
继成立了省级科学技术史学会。山西、辽宁等一些省、市先后成立了地方科技史志（含科技史）研究会。现在挂靠我会，为团体会员的，除医史、农史学会外，还有地方科技史志研究会，中国造船史学会，中华酒文化研究会。特别值得提到的是地方科技志研究会，它们有遍布全国的队伍，有较强的研究组织能力，在各省科委的支持下，他们中的部分人在编写科技志和科技年鉴的同时将转入地方科技史的研究，这是一支不容忽视的队伍，加强联系，相互合作将会推动中国近现代科技史研究不断前进。
为了促进出版部门支持科学史著作的出版，学会于1989年举办了首届科技史优秀著作评选活动，这一活动获得了众多出版社的支持，有54家出版社椎荐了130多种图书，经由科技史专家组成的评委会的认真评定，茅以升主编的《中国桥梁史》等11种著作获优秀科技史图书荣誉奖。柱石然等编写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稿》等40种著作获优秀科技史图书一等奖。人民交通出版社编著的交通史系列丛书等34种著作获优秀科技史图书二等奖。获奖著作的作者大多数都是本学会会员，评选活动实际上是对他们辛勤劳动的奖励。获奖著作的编辑和出版社也因评奖活动而受到鼓励，我们相信，随着出版事业走出低谷，科技史著作的出版发行会受到出版部门更大支持。
（五）工作中的几点体会
1、积极认真地组织好学术活动
组织好学术交流，不断提高学术会议的质量和水平，是推动学科发展的关键所在，学会一定要抓紧这一工作不放。抓好学术会议，首先要选好题，确定会议的主题，明确会议的目的。我们建议和强调选题应是科技史研究的关节点、难点和具有开创性，会议不仅要组织较多高水平的论文，更要能将研究引向深入。
在组织学术会议时，我们仍然要坚持小而精，讲实效。会议规模一般控制在50人左右，至多不超过100人，这不仅便于组织，同时讨论也较充分。去年学会组织的"敦煌学科技史学术会议"、"纪念张衡学术会议"、"纪念吴其浚学术会议"都是这样做的。
2、加强横向联系，促进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联盟
科学技术史是一门跨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综合性学科。学科本身就要求研究必须是多层次多侧面地展开。科技史研究的深入发展必须进行综合研究，即要认真考察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社会经济、政治、军事、哲学、文化艺术诸因素的联系，探讨科学技术发展的社会条件和相互制约的规律。十八届国际科学史大会的讨论主题就是："科学与社会政治制度"，表明开展科学史的综合研究已是一种趋势。这样发展既有助于开阔研究者的视野，又能更好发挥科学史的社会功能。科学史的综合研究需要研究者不仅具有深厚的自然科学基础知识，还要具有一定的社会科学知识。要求研究队伍不仅有科技史的专业工作者，还有自然科学家。技术专家、社会科学家，加强他们之间的联系，进行多方面、多层次的合作，必将会把科技史的研究推向新的水平。
3、明确科技史研究必须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
科学技术必须为社会主义四化建设服务，对此是不容怀疑的。我们学会工作也应结合本学科的特点，提高学术活动的社会效益，直接或间接地为四化建设服务。科学史研究属于基础研究，怎样为四化服务，一直是大家所关心的问题。对此虽然存在不同理解，但是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科学技术史主要是研究各国科学技术的发展道路，探讨科学技术的发展规律．特别是研究中国科技史就必须研究科学技术在我国发生、发展的史实及影响其发展的诸社会因素，总结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正反经验。这些研究的成果会为我们制定科技发展战略和各项具体政策提供借鉴，因此我们科技史学会和科技史的专家应该积极地参加我国科技政策和科技发展战略的咨询工作，直接为四化建设出谋划策，贡献出自己的才智。实际上，我们在座的许多同志已这样做了。
研究中国科技史，还必须研究和保护祖国的科学技术文化遗产，这是我们一项义不容辞的任务。发掘我国古代科技成就及其对世界文明的影响，不仅可以帮助人们正确地认识历史，还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一项很好内容。例如我们举办的一系列纪念古代杰出科学家如张衡、苏颂、沈括、郭守敬、宋应星、梅文鼎等，不仅宣传了他们的科学成就和科学思想，给人们特别是青年人以教育，同时也配合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崇尚科学，崇尚教育"等发展科学技术方针政策的宣传。又如对祖国传统工艺的保护开发实施方案的调研，不仅可以使一些频于消失的但仍有实用价值的传统工艺得以开发保护，也有助于传统文化的保存和建设，直接或间接地为经济建设服务。
4、必须加强科技史的教育工作
把科技史研究和普及与科学教育进一步结合起来，是我国当前教育方式和教材改革的一个内容。越来越多的高等院校开设了科技通史或科技专史的课程。为了配合这种教育，学会也组织了相应的学术活动。我们认为这一活动今后仍要加强，争取更大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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